人民的权力来自无数个体权利的自愿转让，但这无数权利一经汇合就可能产生权力，西耶士强调权力是属于公众的。
所以，为了治理基督徒作为群所产生的政治权力问题，基督教最终诉求的必然是指向一种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上文论述的基督新教内在悖论或张力恰恰表明了这个伟大转型的特征，通过基督新教的哺育，个人心灵的宗教信仰从义务转变为宗教信仰的个人权利。
这一款可以说是明文确立了现代国家政教关系之宪法原则条款。也就是说，现代宪法并非神权政治，只是为了人的高贵和尊严，为了心灵的寄托，设置了这样一个高级法的背景，仅仅是背景，因为个人是自由的，宪法保护这种自由。后来的佛教甚至在国家体制内扮演了这种功能。正是因为这个终极的精神诉求，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尤其是基督教政治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其国家正义或宪法正义依然在基督教精神，在凝聚每个人的超验信仰，在天上的正义与公理，在上帝的拯救，只有惟一的上帝才能拯救人类，现代国家是这个上帝之手在世间的拐杖。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某种机制，可以是一个人，尤其是拟制的人，如部落领袖、执政官、君主或（国）王。
在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的废墟上出现了基督教，基督教是一种完全迥异于传统国家社稷之宗教的崭新宗教，它不是以信奉祖先以及各种神灵为终极关怀的古典宗教，而是崇拜上帝，一个独一无二的超验的绝对的且充满奥秘的上帝，以追求彼岸世界的生活为目标，以通过救世主———耶稣的爱与受难为拯救方式的宗教。与这个圣城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个城，就是世俗之城，即人的世俗的物质性的、政治性的生活以及支配它们的法律和礼制。[5]对修宪程序制宪者不是委托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规定，而是由宪法直接规定，说明修宪权主要属于宪法调整的范围，与宪法规定立法权、宪法性法律规定立法程序不同，修宪权及其修宪的基本程序都由宪法直接规定。
制度允许它们出现，制度应该预见到它们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制度甚至在鼓励它们出现，否则制度设计者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关于提案和表决之间的衔接。[49]三、推动修宪的力量我国建国后50多年来全面修宪有3次，现行宪法的局部修改有4次，共有修正案31条。当然，600人大代表也可能不是集中在某几个代表团内，而是跨地区、按行业的组合，[94]还有可能代表们既不是按地区也不是按行业，而是完全自由的组合。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总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然后由常委会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这种惯例引来一些批评。
每个集团都是少数，必须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在1993年宪法修正期间，第一次出现了以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方式提出修宪建议（准确地说是补充建议）的情况。
这句话是经过痛苦的‘十年内乱才写出来的。[21]宪法序言是否可以修改？虽然各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序言不能修改，但在各国修宪实践中修改宪法序言的情况较为少见。而省级人大代表的作为，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又受到下一级人大（县级）的监督，县级人大受到选民监督。而在美国，联邦国会在各州之上，即使国会在某些方面不能通过立法约束各州，也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划分（尤其是涉及到修宪这样的问题）不能由联邦单方面说了算，而应当由双方协商决定，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决定。
[63]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变化都要引起、都应该引起宪法的变化？哪些政治问题是宪法问题，哪些政治问题仅仅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宪法是政治法，宪法的内容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宪法也是法，它不仅应当有政治的内容，还应当有法的特点。这样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劳动者作出新的解释（而不是重新提出一个建设者的概念并将其与劳动者并列）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否则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对建设者是否属于劳动者、是否被视为异己而心存疑虑。而修宪权明显受到宪法约束，这是一种硬约束，各国宪法往往就修宪问题直接作出专章或专节、专条规定，[3]不仅规定修宪的主体、原则，而且规定修宪的范围、程序。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必然启动全国人大讨论和表决的程序，全国人大不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不理睬，提案机关的权利必然带来修宪机关讨论和表决的义务，只是没有带来修宪机关批准的义务。
因此，是中央决策与民间意向的合拍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如果动摇基本原则，就是动摇立国之本，一些国家的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不能修改，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修改，同时，还规定联邦制的国家原则不得修改，……而日本宪法学者大都认为，国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及和平主义为宪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不可修改。
不论是从保障修宪的质量还是从培养公民宪法观念的角度看，这种修正案通过后的大规模学习都不如修正案通过前的大规模讨论效果好。[23]因此在局部修宪中修改宪法序言是没有多少法律意义的，修改、尤其是频繁地修改宪法序言是不明智的。
宪法修正案的背后可能有政治制度的改革，有经济体制的转型，有社会思潮的流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二、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发展宪法的手段，是宪法演进的方式，区别在于二者对宪法的演进程度。1、推动全面修宪的社会力量。1982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止，有时候还很激烈，期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未满而下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中国并没有再全面修宪，修宪背后的斗争虽然依旧存在（这是很难避免的），但相对不那么残酷了，相对文明了，[56]这是一个进步。当某项修正案有直接利益者时，这些直接利益者会积极推动修正案的通过，但对于没有直接利益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漠不关心，对于利益因此还可能受损害的人来说，他们会积极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2]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包含的内容，而不是与之完全不同的内容。
如多哥宪法第25条规定，联盟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提出修正案。而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正后产生的1982年宪法，虽然伴随着个别人政治生涯的结束，但也仅此而已，这时候我们已经大体分清了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界限，那种血雨腥风的修宪暂停在1982年。
来源：《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修宪 。[38]这样的修改其实可以由宪法解释来完成。
所以，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国对现行宪法的4次修正、共31条修正案中，对宪法序言的修改有3次，共5条（修正案第3、4、12、18、19条），其中3次对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反复修改（第3、12、18条），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是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的规定，[24]对国家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的反复修改是否本身已经在破坏宪法的稳定性？[25]既然国家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都在不断地修正，那么与这些内容有关的宪法条文以及相关法律是否都应作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事实上这种连锁反应并没有发生，那么也就可以反证对序言的相关修正其实是不必要的，说明这种修改实际上只有宣言的意义而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这些不同阶段的提法都是在逐步对计划经济作一种扩大解释，希望在不变动宪法原有条文的情况下，通过这些解释能够尽量拓展其含义的范围，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法学界的这种讨论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人治的蹂躏之后对法治的一种普遍渴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所有中国人以切身之痛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法学界只是对其作出了论证和说明，法治派对人治派的胜利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胜利，而是社会思潮的进步。如宪法修正案第3条在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改动出现在1993年不是偶然的。结构本身来自历史、文化和传统，即来自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力量。
1999年1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1 月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69]法律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不能离开社会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地分析法律，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法律的复杂性。
宪法史也反映了此间发生的至少4次革命、2次政变和3次外国势力的干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者的纷纷‘落马等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和激烈辩论。
认为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并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
没有哪一个集团占统治地位，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明显的多数。最终结果表明谁参加了游戏，参加者力量如何，组织情况如何。[80]又如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是工商联三递修宪提案后才实现的，早在1997年工商联就将此动议作为工商联的一号提案递交全国人大和政协，2002年和2003年又锲而不舍地再次提出同样的议案，2004年它们终于被写进宪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修宪既是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宪政实践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如果反对者是多数人，法律就难以修正，如果社会上某强大集团从规则现状获利，那么规则可能一点也碰不动。应该说，中国法学界和中国社会的宪政实践共同推进了中国宪法20多年的发展，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修宪。
常委会一般不可能在社会上完全没有修宪要求的情况下自己主动提出一个修正案，常委会总是在社会上已经有修宪呼声、而且这种呼声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后才会将其纳入工作程序，这时候程序可以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将那些不适的修宪案消灭在程序阶段。除了这种经济力量背后的政治力量之外，政治力量还直接表现在我国宪法的部分修正案中。
推动中国宪法修正案发展的力量可能远远不止这三种，现实生活总是比形成文字的法律规范复杂得多，也比学者们描述出来的状况复杂得多。把要求转变为规则和决定。
